在西班牙的加利西亚，海鲜早已不只是摆放在餐盘上的美味珍馐。数百年的渔业传统，早已将大海和渔获物编织进了加利西亚的社会与文化中。加利西亚人连血管里流淌的都是咸咸的海水。

In Galicia, Spain, seafood is far more than just something to put on a plate. With centuries of fishing tradition, the sea and its harvest are woven into the fabric Galician culture and society. These are a people with salt water in their veins.

               —— Sarah Murray 《Galician Sea food》

　　

　　加利西亚是西班牙北部的一个自治区，海岸线绵长，且对其1200公里海岸线上的沿海渔业有着独立的管理权。这片面积达数千公顷的海岸，有着多样化的生态系统，入海口、沙洲、海草床、泻湖、河口等应有尽有。丰富的生境为种类繁多的双壳类、甲壳类、螺类、多毛类、海鸟、海洋哺乳动物和鱼类提供了栖息之所，也为世代生活在此的人们带来了家园与富饶的资源。几十个社区和团体共同守护着加利西亚海岸不同的区域，形成了有机的社区保护的集合体。这是一个十分特别的社区保护地案例，关于广袤的滨海湿地，也关于多个团体共同形成的群体。

徒步捡拾贝类的过往

　　渔业长期以来都是加利西亚人民生活和经济发展的支柱。

　　在西班牙的其他地区，贝类渔业已几近消失，但在加利西亚，由于河口地形和丰富的自然资源，这项传统的渔业一直得以保留。其中，传统的贝类采集业主要指人工采挖沿岸或礁石上的自然资源，主要有徒步捡拾和乘船采挖两种方式。其中，徒步捡拾贝类的采集者有89%都是女性，而乘船的方式主要由男性来执行。

　　徒步捡拾贝类一直是加利西亚当地妇女的一项传统生计，主要在水陆交界处（潮间带）或咸淡水交汇区（淡水-咸淡水-咸水）、资源较丰富的地方进行。徒步捡拾的知识和技能从母亲到女儿一代代地传承着，这项在西班牙其他地区已渐渐消失的文化遗产，在加利西亚得以保存和延续。低收入家庭的妇女或儿童也依靠着它为家庭带来食物和少许的收入。

　　由于潮间带环境的开放性，徒步捡拾贝类活动长期处在无人管理的状态。当地人自由地进入村庄附近的滨海湿地，利用这里潮间带的自然资源。

渐渐被破坏的自然资源

　　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传统作为罐头主要原料的沙丁鱼的资源量急速下降，难以满足罐头业的需求，于是，贝类成了替代品，对其的采集也逐渐走向商业化。

　　随之而来的是贝类价格的提高，以及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贝类捡拾的行列。当潮水合适的时候，妇女离开家、儿童提前离校、男性也逐渐加入，大批的人群涌入潮间带滩涂，采挖贝类。甚至到了十月，原本在工厂工作的工人会休假回家，加入到贝类采收季的劳作中。在这样的风潮下，贝类资源被超负荷的攫取，滩涂环境出现破坏。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期间，随着贝类捡拾者的数目、市场需求和贝类的经济价值不断增加，渔政当局逐步推出相关规定，希望促进贝类捡拾活动的规范化管理。但是，长期的公共资源自由获取，使得当地人难以适应强制性的法律管理。与此同时，贝类资源不断下降，原本促进规范化管理的政府规定已无力挽回资源崩溃的局面。

　　同时，随着自然资源的衰竭，贝类采集者内外部冲突不断，传统的贝类捡拾活动遭受歧视并逐渐被边缘化。

在艰难中建立新的制度

　　自上而下的政府治理模式失败后，1992年加利西亚政府开始推动各地贝类捡拾者自己组织成小团体，基于传统知识来进行自我治理和管理。这些小团体加入渔民协会，再以协会的形式参与立法和政府治理。政府部门聘请年轻的生物学家和水产养殖技术人员，作为技术支持团队，与渔民进行紧密合作，共同制定详细的开发和管理计划。

　　该计划主要针对双壳类、棘皮类、腹足类、环节动物、藻类和鹅颈类藤壶等相对固定的自然资源物，每年对采集过程中的不同部分进行系统化管理，这其中包括经授权的渔民、渔场、总体目标、渔业和资源量的评估分析、采集和交易计划、资源量提升行动和一份财务计划。这使得当地人不仅可以持续地利用野生贝类资源，还可以通过播种和海水养殖来提高生产力。

　　徒步捡拾贝类的团体成员由那些长期在自己的土地范围内捡拾贝类的妇女组成。这些团体得到了官方的认可。成员通过参加培训，提升职业化水平。随着人们开始研究、制定并实施规则，例如，确定何时何地可以用什么工具捡拾，最多能捡多少；设立检查站，控制渔获物的最小尺寸和渔获量；开展夜间监控等。贝类资源终于得以恢复。

　　很重要的是，为确保盈利和可持续捕捞，发放的许可证数量，是由当地的贝类捡拾团体决定的，他们同时也是各自生活片区的自然守护者。能获得许可证的人必须是本地人，即在市政注册的常驻居民，而且，优先考虑失业者和至少接受过短期培训的人。

　　贝类捡拾对当地人的生计而言并非必要，但依然占据重要地位，某些特定地区的经济发展对其依赖程度还非常高。同时，这往往也是社会弱势群体所能找到的唯一职业。管理此活动的法律是根据传统的可持续利用实践而制订的，为因地制宜的实施保留了足够的空间。

　　社区的自我治理或共同治理得到了法律的认可与支持。各渔民协会依法与地方政府合作来治理海洋和海岸资源，而徒步捡拾贝类团体则对他们自己所辖范围内的沿海资源管理负责。虽然，渔民协会也会聘请专业的生物学家来为制定管理计划提供技术支持，但贝类捡拾者们通过直接观察和口口相传而获得的传统知识（有些甚至看起来像是迷信）也被用上了。在国家的法律框架内，通过社区自己研究、制定和执行规则而实现的海岸带的“社区治理”让加利西亚的故事尤为特别。

新制度下的变化与挑战

　　新的制度带来了海岸带生产力的恢复，也重新激发和建立起了社区与海洋和海岸之间的连接。尽管未经授权的贝类捡拾依然存在，但当一个社区越依赖贝类资源时，就越不会在他们守护的社区保护地内发现偷捕行为。换句话说，对自然资源的依赖似乎成了推动社区治理和管理其社区保护地的一个重要因素。

　　恢复的自然资源为当地直接提供了数以千计的捕捞业工作岗位，也间接提供了罐头厂、商店等的其他岗位。如今，与海洋相关的传统习俗在加利西亚很普遍。当地海鲜的质量为大家所公认，并成为了吸引游客的亮点。夏日里有受欢迎的海鲜主题派对，每年7月16号的“卡门日”则是以海而生的人们举行自己宗教活动的日子。徒步捡拾贝类是个传统的手工活，但新的规定却找到了融入的途径。例如，在一天的工作结束后，通常设立在需要控制渔获物最小尺寸和渔获量的海滩上的检查站，俨然成为了捡拾者们非常好的聚会场所。这些地方具有天然的社交属性，捡拾者可以在此评头论足，讨论渔获物及所需的管理。

　　日常观察、定期取样和渔获量数据得到了常规化的监测，并被用于改善管理、规避风险和减少负面影响。但依旧有许多问题待解决：导致过度利用、污染和冲突的内外部行为依然存在；官僚主义消耗着时间和资源；一些结构性的社会问题正通过栖息地破碎化、城市工业污染和违法捕捞影响着沿海的公共设施；徒步贝类捡拾对气候变化也特别敏感。

　　当然，新制度的实行必然带来了与传统制度的碰撞，也导致了许多冲突的产生，包括遭到了那些仍在捍卫传统的不管控制度的人们的排斥。对于不得不加入渔民协会、纳税、为社会保障制度付费等（在某种程度上，其回报是获得社会福利和劳工者权益），一些妇女也并不喜欢。然而，慢慢的，通过治理实践、归入渔业协会、制定合理的管理计划以及公众认知度的提升，新的徒步捡拾贝类团体和职业女性的形象得到了改善（见电影《天空是我们的屋顶》）。历史上，大多数贝类捡拾者都是女性，现在依旧如此。然而，新的趋势是更多男性加入徒步捡拾贝类团体及其治理机构。在渔民协会趋势则恰好相反，妇女们开始参与其中，而回顾过往，很难看见她们的身影。

　　不过，当地的年轻人不是很愿意从事这个职业。尽管带来了经济和环境效益，但贝类捡拾团体在治理和管理当地海岸社区保护地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却没有被很好地认识。当地新闻对她们的报道倾向于强调冲突而非产生的效益。此外，当地对捡拾贝类的妇女的称呼“mariscadoras“这个词带有复杂的社会含义——既可以指代诚实的工人，也可以作为贬义词使用。所有这些都表明，迫切需要整个社会更好地去理解和赞赏徒步捡拾贝类团体发挥的环境和社会作用。

　　事实上，这些贝类捡拾者的作用是非常积极、正向的。各个团体组织良好，积极地保护着其生活的海滨社区保护地的生态功能，而这些功能对提供海产品也至关重要。他们清理海滩垃圾，积极培育和保护物种，恢复和管理栖息地，对搭便车者或过度利用的现象进行监控和预警以减少整体的负面影响，并维持文化的丰富多样性以使海岸线发挥多种功能。加利西亚有63个渔民协会，其中有3800名渔民来自徒步捡拾贝类团体，这些团队是许多协会的正式的分支机构。大多数此类团体管理着自己的社区保护地，每一个都有明确清晰的边界，并在当地自然、文化和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编译者:

赵心忆

编译者说：

在这个案例中我看到了带来改变的四点：

社区的自我治理——由最了解也最依赖这片海滩的当地人来守护自己的家园，对自然资源的管理进行决策、执行和监督，充分调动了当地人的自主性；

渔民协会——作为一种贝类捕捞者与其他渔民的新的社会共同体，强化了成员的身份认同感，促进了团队内部的资源共享，并拥有了参与政府治理的话语权；

合理的制度——规则的制定不仅基于专业人士的科学知识，也融入了当地人的传统知识，有足够的灵活度来适应地区差异性，既有强制性又有足够的弹性，使得规则更易执行；

性别意识——女性地位的提升，使之能与男性一起平等积极参与，带来更多公正与公平，提升了认同感和凝聚力。

参考文献：

１．Pimbert, M.P. and G. Borrini-Feyerabend, 2019. Nourishing life—territories of life and food sovereignty, Policy Brief of the ICCA Consortium no. 6. The ICCA Consortium, Centre for Agroecology, Water and Resillience at Coventry University and CENESTA, Tehran (https://www.iccaconsortium.org/index.php/2019/11/15/icca-consortium-policy-brief-no-6-nourishing-life-territories-of-life-food-sovereignty/)

２.　Macho G., et al. The Key Role of the Barefoot Fisheries Advisorsin the Co-managed TURF System of Galicia (NW Spain).AMBIO 2013, 42:1057–1069, doi 10.1007/s13280-013-0460-0.

３.　Frangoudes F., et al. Gender in GalicianShell-Fisheries: Transforming for Governability. 2013, doi, 10.1007/978-94-007-6107-0_13, pp 241-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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